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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仲裁条款无效时地域管辖约定的效力
发布日期:2021-06-04 22:10   来源:未知   阅读:

  当事人在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可裁可诉”“或裁或诉”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由于当事人关于合同纠纷 “可裁可诉”“或裁或诉”的约定违反了关于仲裁管辖明确性的要求,也与仲裁与诉讼相互排斥原理相悖,因此关于仲裁的约定无效,这一点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共识。

  但在这种情形下,关于地域管辖的约定是否有效,却仍然是一个学理争议较大、实务处理歧见纷呈的问题。当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与处置方式。

  一是整体无效论,认定仲裁约定与管辖约定均无效,按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其主张的主要理由是,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一致性原则,判定仲裁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保持统一。在当事人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实际上当事人之间是达成了关于仲裁的与诉讼的两个合意。当两个合意发生冲突时,既然认定关于仲裁的合意由于约定不明而无效,那么双方关于诉讼管辖合意的约定也同样无效。相反,如果将仲裁条款人为地分割为两个部分,认定关于仲裁管辖的约定无效,而认定地域管辖的约定有效,就相当于用两种自相矛盾的标准来对同一个管辖条款的效力作出不同的认定,即认定仲裁管辖的约定由于不明确而无效,而认定地域管辖的约定明确而有效,这是难以成立的。

  实践中也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如在邯郸市亿泰种猪有限公司与江苏安佑科技饲料有限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书》中约定:“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淮中民辖终字第0008号民事裁定书指出,在当事人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是关于仲裁的合意,一个是关于诉讼的合意。当两个合意发生冲突时,既然关于仲裁的合意由于约定不明而无效,那么双方关于诉讼管辖合意的效力也应同样无效。就诉讼而言,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应具有单一性与排他性,“或审或裁”的约定,属当事人约定了两个互相排斥的纠纷解决方式,故认定该条款整体无效,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法院。

  二是部分无效论,认定仲裁约定无效,但仲裁约定无效并不当然影响管辖约定的效力,可以按当事人约定确定地域管辖。其提出的主要理据是,解决争议条款中关于仲裁与诉讼的约定是可以分割的,彼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关于仲裁的约定无效,并不当然影响诉讼管辖的约定有效。法院应按当事人的约定来确定管辖法院,只要该约定不违反级别管辖与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支撑这一结论有明确的民事实体法依据,即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正如《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法》第56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民法典》第507条规定,“合同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一般而论,合同当事人关于争议解决的约定,出现“可裁可诉”,“或裁或诉”,大多是由于没有律师的参与,不知道仲裁法的相关规定所致。而且,合同内容或者争议解决方式有时会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出现,对此应该审查是否遵守了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只要不存在这些情形,就应该认定约定有效。

  无论如何,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选择某个法院,其中必然包含了当事人某些考虑,如距离法院的远近、法院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差旅费用支出等等多种“利益”。在约定仲裁由于不明确而无效的情形下,如果再将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法院这一明确的意思表示也加以否认,实在是有违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也无异于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需要注别的特殊情形是约定“先裁后审”的效力问题。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3民特143号裁定书指出,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如果甲、乙双方协商未果,可将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进行纠纷仲裁,若双方任意一方对仲裁结果不服,可向甲方所在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典型的“先裁后审”约定,法院认为双方约定“先裁后审”方式,而不是“或裁或审”,仲裁约定的意思表示明确,是有效的。其中约定仲裁后提起诉讼的内容无效,但对于仲裁约定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

  此外,在判定纠纷解决方式条款效力时,必须结合具体的案情,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御峰(广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嘉鹏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中,双方在签订《借条》约定:“2.如借款人不能在2019年5月31日按金额清偿以上债务,出借人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出借人有权就任一被抵押登记的担保物实现债权,不足部分可以向任一担保人追偿。3.若借款人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所欠款项逾期不归还626969澳门资料大全正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对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特1061号民事裁定书指出,《借条》明确了仲裁事项为借款履行中发生的纠纷,也明确选定 “广州仲裁委员会”。案涉《借条》第2款虽然约定的是“出借人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但未明确该诉讼方式为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第3款继续约定了各方当事人同意将彼此之间的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仲裁。结合上述两款,对于案涉《借条》关于“出借人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约定,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通过广州仲裁委解决争议。因此,关于案涉《借条》的上述约定,仅凭第2款中“诉讼方式”的记载不足以认定各方当事人约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各方当事人约定的并非“或裁或诉”条款,故综合全案,认定仲裁条款有效。

  当前,各地法院对类似情形的认识还不统一,裁判方式也是各行其是,从而为当事人滥用权利提供了空间,这对促进司法统一,提高司法公信力都是极为不利的。依笔者的浅见,应采部分无效的观点,当事人在合同条款中约定“可裁可诉”,“或裁或诉”时,认定仲裁条款无效,只要当事人关于地域管辖的约定与《民事诉讼法》不相冲突,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此来确定地域管辖。较为可行与现实的途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指导性案例来确立裁判规则,或者通过司法解释作出统一规范。从长远来看,应该通过适时修订《民事诉讼法》来加以明确。